我年出生在曾祖、祖父留下的大院子里，说是大院，其实不过是五间堂屋、两间耳屋、两间厢房和过道间等围城的祖传院子。
当时祖奶奶还在，五世同堂，还没分家。随着大家庭人口越来越多，院子愈发扁窄，整天鸡飞狗跳、吵吵闹闹，农机具、辊磙、风箱、铁锅、水磨、对窝子、炼铁工具等物件，把整个院子挤得满满当当。
晴天一家几十口子在大院里露天吃饭，阴天雨天则在堂屋挤挤挨挨地将就着。院西北侧是供应全家饮食的厨房，由以前的门楼子扩成，每次吃饭是我母亲、我婶子几房媳妇轮流做，米饭都要一大锅。
每到吃饭时间，院子里外都是人欢马乍，大人和大人吵，小孩和小孩闹，乱得不亦乐乎，宛如逢集一样。
老家祖训是五代不分家，最好一起过。后来看实在太闹腾了，爷爷邀请了大郭庄的娘舅一道，和几个村里的长者，一起主持分家了，各家分屋睡觉、分灶吃饭。
年前后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施行了几年，家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，村里也在圩河外东门口附近新划了宅基地。我们家和几个叔叔都分到了。
原来我们是住在八义集圩河里的，八口人，挤在分家得到的两间低矮小房子里，大人进出都要低头，小孩在屋里都没法转身腾挪，舅姨姥娘没法过来走亲戚，邻里妯娌之间也经常因为住房和小孩问题，拌嘴吵架，每天鸡飞狗跳、吵得耳朵痛，住得实在憋屈。
穷则思变，父母下决心要举债在宅基地上盖三间土坯房。
年，我们家圩河外的宅基地上，盖了三间齐脊式土坯房，顺带把锅窝、防震棚、猪圈等也建了起来，虽然院落不大，但四野开阔，景色清新，这才有了点家的样子。
圩里，指的就是八义集老镇高高的圩墙圈起来的四方之地，方圆大概几百亩，四面环水，河面宽十几米，水深好几米，只有南北吊桥可通外部，南北吊桥称之为南门口和北门口。
集市、商店、说书场、小学、澡堂子、粮仓、饭馆这些都是在圩里的，自成一体。里面的人经年不出，柴米油盐生活起居都正常。解放前，圩里是几大地主和大户，以及依附他们的手工业、商贩所生活的地方，有庄丁巡逻守护，也是日伪、国*先后盘踞的地方。
圩外，相对而言，就是老镇以外的偏僻所在。与老街隔水相望，四周少有人烟，眺望处几近全为一望无垠的开阔天地，逢有苍穹间的风吹草动，虫鸣鸟啾，愈发衬托出四下里的寂然安静。
相对于“圩河里”古镇老街的热闹拥挤密密匝匝，“圩河外”的空旷生活自是另一番自然情趣：初春万物复苏、花草飘香，夏日柳槐依依、浓荫片片，秋季麦浪滚滚、遍地金*，冬天白雪皑皑、天高地阔。
我们新家小院就座落在八集镇外的东河边上，这原是村里挥汗耕耘、昼夜劳作的田野，由于生产队人口急剧膨胀，围里愈显扁窄局促，再也容不下那么多人，因此，在靠近东河边昔日被称为“乱岗子”的地方，被村里划定为宅基地，陆续起了十多处农家小院，如散落的星辰，点缀在成片的绿色田野之间。
家里的三间“新房”，比以前的两小间大了一些，仍是土坯结构，周围栽种了一圈梧桐、柳树和楝树。房子长约十米、纵深约四米，土墙厚三十公分，三角屋顶上时髦地覆盖着几层水泥瓦，房顶上的木头桁梁、芦苇等大部分材料都是赊借别人的，几根木头上还歪歪斜斜地写着人家的名字。
房子比较低矮，伸手几乎就够得着屋檐。院子只有六十见方，除了小小的厨房和茅厕外，“围墙”也都是用树枝、玉米秸扎制的栅栏简单围成的，只算能挡个小猫小狗。东厢房靠墙边有一张大床、两只箱子和几个泡制咸菜的坛坛罐罐；西厢房拥挤地摆放着三张小床和一张破旧的梳妆桌，那是姐姐们的卧室；中间堂屋的四角上卧着几口盛放五谷杂粮的水泥大缸，几只掉腿缺角的凳子和一张新做的饭桌凌乱地横放在堂屋中央。
那时，我在父母的娇惯和姐姐们的迁就下，整天在村子里调皮捣蛋，惹是生非，开始刚搬家时并不习惯圩外的寂寥空旷，还是跑到奶奶家和原先的一群伙伴玩耍，直到天黑方才依依不舍地被拉扯回来。
四五岁的娃娃正是“狗都嫌”的淘气年龄，每次回奶奶家都要惹出一番祸端，不是偷吃了奶奶自制的糯软面饼、打翻了奶奶家的油瓶，就是点燃了邻居家的柴垛、或是描黑了堂姐搜集的明星贴画的眼睛…….结果或是自己委屈得泪眼花花地哭着跑回来，或是被奶奶踮着小脚拿着小棍装作敲打的样子被赶回来。居住在圩外几个月之后，就渐渐在这空阔天地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四季乐趣了。
春天，大地回暖，空气清明，垂柳遍野，花草簇拥。和邻居家的新伙伴们在小河边玩泥巴、捉蝌蚪、看水草，或抽提河岸上甜甜的茅菇莥和酸酸的茅草根咂着吃；在瓦房屋檐下掏麻雀窝、烤麻雀吃，或爬上柳树槐树间庇荫、编花环、做口吹的笛子；在草地上任意打滚玩闹蹦跳，或是欢快地在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做着各种游戏，直至夜幕悄然降临和大人们的吆喝一声紧似一声地响起。
夏天，田野葱郁，枝繁叶茂，烈日炎炎，百鸟争鸣。可以打落浓密楝树梧桐树上的楝豆，串作佛珠扮成和尚、摘梧桐的喇叭花吸蜜，或是偷偷敲落邻居家酸涩未熟的桃李枣杏分着吃；可以在暴雨天光头淋雨、卷起裤腿趟着水花，或是用竹竿挑着燃烧的油布包捅戳马蜂窝；可以在雨过天晴时在树林间拿着铲子挖知了、举着扫帚迎着夕阳捕捉蜻蜓，或是拿着小树枝调戏笨笨的铁牛；可以在河沟边玩泼水、钓龙虾、网小鱼，或是比赛着看谁将瓦片漂得更远，撇出的水花更多，然后坐在潮湿的草地上兴奋的数着一圈圈如花般、渐渐拓展开的涟漪波纹。
秋天，天高气爽，五谷落仓，家家操镰，户户忙碌。失去了家长的暂时管束，可以更加从容地在已经收割的空旷田野里捡香端午和黑星星吃、放火烧草、挖老鼠洞、捉豆虫蚂蚱田鼠烤着吃，弄得满嘴满脸都是黑炭；或是在南河桥洞里快乐地分享偷来捡来的玉米红薯、毛豆花生、瓜果番茄；可以在打谷场上占山头打闹，在柴垛中挖制地道捉迷藏，整得浑身都洋溢着快乐的稻草麦秸。
冬天，万物蛰伏，北风怒号，冰天雪地，一片苍凉，仍能在新家周围寻找到快乐的天地，支着簸箕逮麻雀，砸开河冰网草鱼，东河里滑冰拉冰车，院外堆雪人打雪仗，在煤球炉上洒些盐巴、胡椒粉烤着半生不熟的肉吃；更值得高兴的是，新家的地方空阔，到了年关可以大胆地放着滚地雷、大红袍、二踢脚等鞭炮，过年的气氛被烘托得酣畅淋漓。
80年代改革开放后，街里的白铁皮手工作坊和个体小铁铺又多了起来，父亲所在的铁木业合作社更名为县机械厂后，受到了冲击，每月二十四块的工资有时还要拖期，拿到八口人的家里，如同泼向沙漠的一杯水，瞬间就消逝地无影无踪了：村里的提留款、学校的学杂费、家中的人情礼节、种子秧苗费、扒河修路费、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钱……，加上他每月固定的抽烟喝酒花费，这些源源不断地花钱支出，让家里生活捉襟见肘。
住到圩外以后，父亲的作息习惯变化不大，每天下班后仍旧要到奶奶院子坐坐，抽上一支烟，陪奶奶拉拉呱、帮帮忙，估摸着家里粥饭快做好了，才沿着小路踱回圩外家中。铁厂检修停工时，他要么和几个工友喝酒玩牌，要么到集市上遛遛看看、听听大鼓评书，或是带着撒网沿河边转转，留下点烟酒钱、交了工资后，做个甩手掌柜最好。
虽然盖房以后，家里欠下了一屁股债，但父亲一直不急不躁，多年来的惯性、惰性思维和生活经验，让他习惯了随遇而安，反正天塌了自有高个子顶着，自己身体一直体弱，从小就没怎么摸过农活，懒散安逸惯了，一下湖摸起锄头镰刀就脑子发蒙头皮发麻，看着田里无休无止的庄稼活儿，就有一种烦闷绝望感，以至于总是心不在焉。
当母亲疲惫至极地从田里回来时，气得数落他不到地里去时，他总是讪讪地陪着小心打着哈哈，所谓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；只要不掐断他的烟酒零花钱，即便是再艰苦的生活，在烟雾缭绕和酒意熏熏中也是容易对付过去的，人生在世，难得糊涂啊，平平安安不惹是非就好！
刚从大家庭的喧嚣嘈杂中解脱出来，面对单门立户的小家庭时，母亲多少感到一些慌乱不适。在“家有千口、主事一人”的大家庭中，她已习惯处于被支配和从属的地位，静等爷爷奶奶分配家里家外的活儿，然后任劳任怨将它们一一忙完。
分家以后，早晨醒来就是八张嘴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样样都得精打细算。生产队分得三亩水田、两亩旱田以来，母亲一直是热情高涨、心劲十足，唯恐哪一件农活落在了别人的后面，几乎每天都是整个生产队下湖最早、回家最晚的人，披星戴月，累得腰酸腿疼，容不得田里有一株稗叶杂草。
因田里薅草、培垄、掐头、施肥、收割、插秧等活儿苦累繁杂，母亲要求又十分苛刻，家人干得毛糙些，她就不免急躁上火，有时连吼带叫地督促大家干这干那，一件事情刚一吩咐完，又赶紧吩咐第二、第三件事，通常大家一阵手忙脚乱，顾得了碟子顾不了碗，一早一晚就常听她在小院里一惊一乍的唠唠叨叨。
在外人看来，圩外的这个小院简陋的近乎寒酸，但母亲还是有一种当家作主的自豪感，看着一家人不分白日黑夜、一把泥浆一把汗垒建起来的家园，她在夜深人静时就暗暗下决心要好好地带着儿女过日子，不蒸（争）馒头争口气，不能让亲邻看了笑话。
因此，母亲比分家之前更忙，对我的学习、想法和生活，自上小学以来，她从来没问过，也没有时间问，她的全部时间都在无休止的责任田和繁重的家务中，把照顾我的责任都推给了我的姐姐们。我也是在五个姐姐的呵护下，一天天长大的。